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这个判断。“开天辟地”，是我们中国人喜爱使用的最高级的形容词。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它由此开辟了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新天地；第二，既然是“开辟新天地”，那就不是局部性或一时性的变化，而是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和长期性意义的变化。

中国古代在君主制度下没有政党。到近代，虽然出现了众多西方式的政党，但并没有真正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并且有着科学理论指导和严密组织的政党。连辛亥革命时期起过重要进步作用的中国同盟会也是如此。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才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出现有着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够依靠和发动最广大民众齐心奋斗，并且形成由民众中先进分子为核心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要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有着跟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旗帜鲜明地用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很多人以为革命大功告成，事实证明“革命尚未成功”。到早期新文化运动，进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不仅要在政治上推翻旧政权，更要从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光从思想文化上得到解放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就提出“改造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理想。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才破天荒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从此，前进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并且还把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说清楚了。

第二，党从成立时起，就下决心深入下层，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去做群众工作。这是共产党的根本，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没有做过的。陈望道先生跟我讲过，那个时候，深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沈雁冰常在工厂放工的时候，站在一个高处对工友演讲，却没有多少人理他们。后来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做法，到工厂里面办工人夜校，提高了他们的思想，发现了积极分子，然后搞工人俱乐部，以后再开展工人运动。再以后就到农村里面来开展农民运动，所以这个党一成立就到底层去，到最基本的群众中间去，特别是工人、农民中去。

第三，把党建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使它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党刚建立的时候，党员也是很复杂的，一大代表中间，有的始终坚持革命，成为党的领导人，像毛泽东、董必武；有的为革命牺牲了；有的中间脱离党了；有的成了叛徒……大浪淘沙，最后把党真正建成一个有共同理想、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组织。没有这样一个核心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

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因为具备了上述三个全新的特点，所以建立不久就进行了国共合作，推动了大革命的兴起。但很不幸，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我想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在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能够集中较多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中国的旧势力盘根错节，反动政治经验丰富，绝不是一两次革命冲击就能摧毁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年轻，理论准备、实际政治经验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都不足，客观形势却迫使他们必须立刻投身到这样一场大革命中去，并且站在斗争的前列。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好的方面，也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当时就取得大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条件是不具备的。

从主观指导思想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特别是敌对力量和同盟者的力量都明显地大于自己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主要错误是右倾。大革命时期正是这样。尽管在城市和农村的实际工作中也出现过“左”的错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对蒋介石的作为有时也有所警惕，但过于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害怕太刺激蒋介石、汪精卫，总认为退让就可以使国共关系中出现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就可以维护团结。结果，国民党右派看准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气焰越来越高，力量越来越大；共产党却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不敢放手发展进步力量，不敢在必要时理直气壮地进行反击，于是，已有的阵地一个一个地丢失，还抱着种种幻想，没有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面对失败，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了许多重要问题，制定了一些新政策。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党的独立性问题。独立性不是两党为各自利益争权夺利。党的独立性，是否由党独立地根据人民愿望和中国实际情况来提出意见并积极行动，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这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

第二，土地革命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土地所有制的正确解决，是广大农民千百年来最强烈的渴望。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已实行几千年，形形色色当权人物几乎都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真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遇到的阻力不言而喻。

第三，军事问题。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上响亮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民众运动自然是重要的、应该做的，但不能“专做民众运动”。世界历史证明，没有正确的军事指挥，没有一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有着严密组织和丰富作战经验的军队作为骨干，是不能夺取政权的。即便一时取得了，也难以持久。

党的独立性、土地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三个根本性问题。弄清了这三个问题，中国革命就大大跨前一步，进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时期。

革命根据地的开创

为工农兵谋利益的政权，它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第四，要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地形和经济条件有利的区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采取“傍着发展”的方式，像滚雪球那样地不断扩大这种根据地；第五，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党的领导，而党为了实行正确的领导，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极重要的地位，时刻注意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否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不可能只靠少数人凭空地想出来，也不是一下子就很完善的，只能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形成。这种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又不能只停留在就事论事地就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解决方法的归纳，而是需要加以深化，提升成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过程很难一次完成，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这样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在1930年1月在古田给林彪的一封复信中提出来的。这封信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发给红四军的部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是什么这个当时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它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革命现在还处在“星星之火”的阶段；二是有了这“星星之火”，只要有正确领导，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燃起可以“燎原”的大火。

为了使“星星之火”能发展成“燎原”大火，正确的领导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好几个问题：第一，要有坚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也就是有可靠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力量，没有这个条件，其他都谈不上；第二，充分地发动并依靠群众，使这支军队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并从群众中不断得到补充；第三，在条件许可时建立起人民政权，这种政权应该是工农兵自己的、能

遵义会议

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定位，中共中央在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明确的论断：它“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1981年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在1944年说：“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

陆定一所说的“两条路线”，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行事，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早期的博古是它的主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毛泽东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共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后者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个变化，可以称得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对党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太大了，而取得这个变化实在极不容易。

“左”倾错误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使党和红军面对极端严重的危机。但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不顾周围的实际情况，采取直线式行军，企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同红二、六军团汇合，又导致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进入贵州时，红军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都必将被完全断送。事实是最好的教员。矛盾的激化，也表明长期存在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只限于这两个问题，在这两个问题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对立。毛泽东1963年同外宾谈话时明确地说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扭转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以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和，又摆脱新发生的内部危机，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

这以后，又经过瓦窑堡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全党新的传统。以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它成为一种无形的衡量是非的行为准则。

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

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关键性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就难以有革命的迅速胜利，就不会在短短几年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为什么当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生死搏斗中时，中国共产党会下如此大的决心连续几年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挤时间开展这样一场整风学习运动呢？因为，人们的行动总是受自己思想指导。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以所向披靡之势破除那些原来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种种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又经过反复的争论和比较，就不可能接受新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不可能在人们头脑里树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中国历史发生的大转折。延安整风就是要解决这个思想指导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它是在欧洲产生的。世界各国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要实现这个理想就有一个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1930年所著《反对本本主义》中就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他又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毛泽东的办法是：切切实实地做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但要把这种思想化为全党的普遍作风并不容易。毛泽东这个极重要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党内许多人所接受，甚至被讥笑为山沟沟里怎么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两种人：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一遇到问题只想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怎么说、苏联过去是怎么做的，强行要求人们照着去做，而不做调查研究，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教条主义者。另一种是仅有一些狭隘的个人经验，遇事不做调查研究，只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或主观的想当然来作判断，闯出不少乱子。这是经验主义者。两者都是主观主义，而教条主义是主要的，这种思想如果处于支配地位，革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整风学习，正是下决心从根本上纠正这种状况。它要求学员普遍而深入地学习规定的“22个文件”，相互交换意见，树立起衡量和判断是非的明确标准，又以相当时间引导大家总结自己前身经历过的历史经验，对照检查，弄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怎样能走向成功怎样会导致失败，改变那些不良的党风、学风、文风，做到解放思想、自我改造。这是延安整风的主旨，是切实有效的。

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和作风从上到下相当普遍地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又能细腻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切实发动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在4年多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因为从这时起，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称得上“换了人间”。它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

一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受外来的破坏。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头上。中国人被趾高气扬的外人看作“劣等民族”，视同可以任人宰割的牛羊。瓜分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中国人心头。反动的中国统治者，一切都得看外人的眼色行事。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

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决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内政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决不容许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有什么妥协和退让。这对新中国此后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了这一条，才有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扬眉吐气，能根据人民的利益和实际情况，独立地探索并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终于创造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二是，人民政权为人民。中国旧社会中，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被看作“下等人”，自然更谈不上参加治理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最根本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改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最响亮的格言，也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人们都以“同志”相称。我在1950年至1952年当过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青年界代表，亲眼看到不少普通的工人、农民在大会上发言。没有什么稿子，畅所欲言，陈毅市长坐在下面听。代表们还投票选举了市长。这种情景在旧中国没有见过。人民真切地感到自己已经抬起头来、是国家的主人，精神面貌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产生了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凝聚力。这是新中国诞生后方方面面都出现生气勃勃新局面的根本动力所在。

三是，祖国统一和团结的实现。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区情况有很大区别而小生产占着绝对优势的国家，老百姓曾被人讥讽为“一盘散沙”。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并争夺势力范围，在国内长期形成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极端严重的混乱局面。地方上，还有大小不等的种种恶势力各霸一方。在全国，根本谈不上什么统一意志、统一法令、统一行动可言，自然更谈不上什么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可言。

新中国的成立，在人们面前出现的是前所未有的人民大团结的全新局面。中国56个民族，早已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一直贯彻到全国的各个角落，万众一心地办成一件又一件大事。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前进，走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路。这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果断地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划时代决策。

实行这样一场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应该从哪里着手？俗话说：牵牛要抓住牛鼻子。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下决心抓住端正思想路线这个“牛鼻子”，作为打开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突破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带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到处热气腾腾，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富有智慧的民族。如果亿万民众没有形成这样齐心协力的共同奋斗目标，如果不能把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中国能在以后40多年中创造出举世震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成就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新路后，应该举着怎样的旗帜前进？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么？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总回答。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含义十分明确：第一，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是其他什么社会。第二，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按照中国的实际国情来办。别国的建设和管理经验，无论是苏联的还是西方国家的，只要是有益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都可以而且应该学习和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面十分鲜明的旗帜。高举这面旗帜，使十几亿中国人民在前进中有了共同的明确方向，有了共同的判断是非的明确标准。那么为什么高举这面旗帜下能够在不长时间内实现如此巨大的胜利？关键又在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邓小平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所以，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充分说明，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通过总结新的经验、采取新的措施而不断推进和深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是在通过确立新的体制、机制和新的具体制度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的。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和举世瞩目成就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制度保证。

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实行改革开放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又坚持从中国国情的具体实际出发，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防止“左”、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警惕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始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正确方向和既定目标万众一心地为之奋斗。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所以能在40多年这样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举世震惊成就的奥秘所在。

“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前进道路上，不确定因素和难以预料的困难仍会很多。我们在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时，对这些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不忘初心，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可以告慰先人的崇高历史使命，必将完美地化为现实！

（来源：人民政协报）